占地球表面积近四分之三的蓝色海洋，由于其巨大的热容量，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障。

　　海洋在热带吸收太阳的辐射，通过海洋里的洋流形成“大输送带”，将热量输送到高纬度海域，再返回大气，从而调节着地球表面的温度分布。一旦这个“大输送带”减弱或者停滞，地球上的气候就会发生如好莱坞电影《后天》里所描述的冰天雪地的景象。

　　海洋里的“大输送带”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缨，联系着全球五大洋的海洋物质和能量输运。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国家杰青和国家重大计划首席科学家袁东亮，就是沿着这条长缨上下求索的我国海洋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万里求学之路

　　国内外学术界暂露头角

　　青少年时代的袁东亮，幸运地遇上了我国科学的春天。1984年高中毕业，袁东亮选择了北京大学的力学系就读。大学毕业之后，袁东亮考取了中科院海洋所我国当代海洋环流动力学研究权威胡敦欣院士的研究生。毕业后，为了学习国际先进理论，他自费申请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不到四年就获得了该校海洋学博士学位。留校做两年博士后研究之后，他来到了美国NASA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工作，开始活跃在国际学术界，不到7年即被提拔为高级科学家。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15年里，袁东亮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那时的袁东亮经常飞往各地在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在学术界暂露头角。

　　2001年随着布什政府上台， NASA的科研经费被大大削减，美国对地观测计划戛然而止，NASA的科研方向瞬间从地球转向火星，研究流体力学的袁东亮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从NASA转到NOAA，又对那里乏味的学术研究气氛感到厌倦。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筑巢引凤”计划在神州大地蓬勃开展起来。自1994年的“百人计划”启动以来，凭借优厚的待遇和政策支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科研工作者的关注。频繁出访的中国赴美引智代表团的介绍给袁东亮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袁东亮身边中国留学生的身影也多了起来。从他们身上，袁东亮捕捉到了祖国剧变的气息。2006年，感到时机成熟的袁东亮，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优越条件，带着梦想全职回国，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岛。

　　在资金和政策支持下，袁东亮迅速组建了科研团队，带领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活跃在国际海洋学研究的舞台。他以优秀成绩完成了中科院“百人计划”课题：“四维同化与卫星遥感”、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暖池海气耦合过程及其对我国气候的影响”。这些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海洋物理学研究的空白。他的团队还在黑潮与黄东海跨陆架水交换方面做出了国际前沿性成果，被国际《深海研究》学术期刊作为专辑封面加以介绍。2008年，袁东亮凭借其杰出的科研贡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专注洋流研究

　　实现厄尔尼诺事件提前一年预报

　　回国以后，袁东亮将研究重点放在太平洋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的动力学研究方向。由于地球自转效应，大洋环流有一个特点，叫做“西向强化”，即是说西边界附件的洋流比内区和东边界附近的洋流要强一个数量级。太平洋西边界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边界，强的西边界流就会穿过菲律宾和印尼海岛之间的海峡，流向印度洋，形成印尼贯穿流。太平洋西边界流和印尼贯穿流共同形成海洋“大输送带”的热带回流分支，是全球海洋学界非常关注的国际前沿领域。

　　过去十年，袁东亮抓住机遇，迅速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环流研究领域进行突破。他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印度洋通过印尼海影响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的“海洋通道”机制。他研究发现，印尼贯穿流源区环流的强烈的非线性动力过程，并指出经典的大洋环流理论的不足。尤其是“海洋通道”机制的揭示，使得厄尔尼诺事件的可预报性由原来的不足半年提高到一年以上，为气候变化的预测和预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这些成果发表到国际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迅速被多个国际学术组织吸纳，成为其副主席或者会员，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指导和观测建议。

　　袁东亮擅长组织国际合作项目，通过国际会议和出访等机会，他与国际同行接触，促成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与印尼科学院海洋研究中心在印尼内海的5年联合调查计划的签署。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大规模调查活动中，他首次在菲律宾与哈马黑啦岛之间的印尼贯穿流源区海域，取得重要的海洋调查数据，为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国际上绝无仅有的宝贵的一手资料。如今，他领导的印尼海调查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同步观测时间最长的最重要的印尼海合作观测实验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获得了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变暖下的海洋响应及其对东亚气候和近海储碳的影响”支持，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2014年，他带领的中科院海洋所的研究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过程”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确立了其在我国西太平洋海洋环流动力学研究的领军地位。

　　难忘远航科考

　　“在床上指挥的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力学系出身的袁东亮平日里研究的是纯粹的流体力学，这种偏理论性的工作使他登船出海的机会并不多。他回国后的一系列机遇，将他推上了西太平洋科学考察航次首席科学家的位置。

　　2011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科学一号”科学考察船驶入西太平洋。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炽热的太阳下，船体温度直逼60度。尽管炎阳炙人，科研队的每一个人都聚集在甲板上，安静地瞭望。每次看到橘红色的潜标主浮球突然出现在海面，甲板上就顿时沸腾。这次科考历时31天，航程超过7000海里。顶着烈日与晕船的不适，科考团队在北太平洋西边界流区的关键海域不断取得佳绩：回收和布放潜标都是一次获得成功，成功率100%;在水深接近4000米的海域连续三次海底采泥，亦均一次取得成功;还成功地实施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水下滑翔机的海试试验。

　　谈起这次科考的情况，海洋科研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获得的瞩目成绩。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次航行带来的煎熬和痛苦。自厦门出海后，袁东亮被安排到科考船三层首席舱坐镇指挥航次。考察船在风浪中颠簸，三层尤为剧烈。袁东亮随着船体的摇晃在床上“来回翻滚”，头晕、恶心感不断袭来，他开始不停地呕吐，渐渐吐出绿色的胆汁。偌大的首席舱空无一人，袁东亮有苦难言，只能坚守岗位。船长来找袁东亮商量事的时候发现了几尽虚脱的他，大惊之余赶忙安排他搬去负二层搭了个地铺。在相对稳定的负二层，袁东亮靠稀饭和咸菜才慢慢恢复过来。他在这个地铺上，圆满完成了整个航次的指挥任务。

　　此后，每一次的出海考察，也都面临非一般人可想象的艰辛和风险。但袁东亮始终随船远航，他认为，要想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必须亲赴前线。在袁东亮的眼中，科研的辛苦和风险远不如科研的魅力和给人带来的成就感。

　　可贵科研态度

　　坚持做最纯粹的科研

　　袁东亮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大都在各行各业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真正坚持科研的人，只有少数，他便是其中之一。他坚信，持之以恒，不为暂时的利益诱惑所动，不因面临困难而退缩，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在数十年对海洋的热爱和对科研的追逐中，袁东亮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一向严谨且较真儿。他用自己受到的良好训练来要求自己以及自己的团队和学生。他坚持要求学生论文只发国际权威期刊，他始终认为学术目标要定到最高，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追名逐利。

　　科学研究的成果产出需要一个过程，有时是漫长的过程，能不能忍受这期间的寂寞是考验一个科研工作者纯粹与否的试金石。科研的目的在于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增进人们对现象的深度认识，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美国科研机构工作惯了的袁东亮回国后进入新的体制当中，也目睹了种种“怪现象”。曾有同事出于善意劝他不要闷头做学问，要多出去走动。而他认为，靠关系和活动争取到的项目不能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反而对国家是一种有害的消耗。袁东亮自己的做法是坚持做最纯粹的科研，带领团队前先做好自己的科研工作，目前物理海洋学方面最顶尖的杂志，袁东亮是中国科学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

　　在科学研究领域，仅凭知识和坚持是不够的，敢于质疑，保持批判性的思维尤为重要。袁东亮认为，国内学术界相对缺乏批判和质疑的思维习惯，限制了青年人才的进步和发展。刚回国时的袁东亮在国内的科研会议上就经常提问，每当出现错误的数据和分析，保持着在美国科研思维的他都会毫不迟疑地提出质疑，这在崇尚谦逊和内敛的中国，是一道风景，逐渐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