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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
——补智慧城市短板,堵公共治理的漏洞

发布时间:2020-05-18

来源:《山东创新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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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围绕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与不足,结合大数据、智能化在各地抗疫中的作用,有必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更好地服务城市公共治理。

一、公共治理:重点在系统,关键在基层

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使我们认识到,疫情突发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涉及公共治理和治理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从城市大系统考察,疫情突如其来反应的问题,首先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体制短板问题。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城市公共治理涉及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及其治理能力等方面。治理的重点在系统,关键在基层。基层不稳,地动山摇。一个城市或地区没有一个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编织严密的基层网络,完整、全程的协调系统,以及部门之间高效率的统筹配置机制,一旦疫情突发,就必然顾此失彼、无所是从。进一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解决部门职能重叠与业务交集,将更多的政府职能、行政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推动智能服务普惠应用,将大数据、网络化及基层社区共享平台建设做到“入户到人”,需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强化公共治理、实施基层管理广覆盖、精细化服务,并成为弥补城市治理体制短板,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二、突发“症状”:大有大的难处

突发事件深层次的缘由,不能不与赶速度、重形象、轻民生、“以大为美”的“城市病”有关。一些城市或地区名曰“五个发展”,实则“以大为美”,导致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盲目追求速度、规模,忽视城市质量、功能与合理的社会生态结构。城市公共设施配套的实际承载能力不足,加剧了人口膨胀过快、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及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和公共服务危机。

究其原因,还是“大有大的难处”。城市发展摊大饼式的规模急剧扩张,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加快,而公共防疫、医院、学校、养老院、社区等民生工程建设及其服务能力滞后,公共治理能力难以满足迅速扩张的需求。重速度、轻质量,重形象、轻民生等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理念与公共治理制度建设短板,加剧了公共服务供求矛盾与“城市病”态现象。疫情突如其来,“大城市病”表现出来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看病难”等“症状”,与疫区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疫情研判失当、防护口罩、后勤保障不足、医用设施短缺、捐赠物资对接、疑似患者数据与疾控系统不搭、人员管控疏漏等问题,都有所折射,一一应对,并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制约着抗疫防疫的成效。

显然,智慧城市是医治“城市病”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城市有效提升政府效能和公共治理水平的现实选择。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人口流动、交通拥堵、环境保护、疫情事件等诸多问题,需要领导者秉持“五个发展”理念,科学决策、统筹规划,并通过智慧城市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模式、新手段、新方法来进行系统破解。

三、“智慧”抗疫:“软核”的作用

“智慧”抗疫是智慧城市依据科学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提升治理能力的最好体现。智慧城市系统在抗疫防疫中虽然没有构成直接关系,但在突发应急事件中却凸显其系统集成、纲举目张的突出功能与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95%的副省级城市、83%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但从这次疫情突发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大多数“智慧城市”关键时刻“掉链子”,还是“纸上谈兵”。

与有关省市或地区的“硬核”抗疫方式不同,上海、浙江等智慧政府、智慧社会、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疫情到来,临阵不慌、处惊不乱、全盘洞察、治理有序,在抗疫中充分发挥智慧“软核”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治理实效,为全国“智慧”抗疫起到了示范效应。而武汉虽然在1996年就与深圳一起,被科技部列为中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但这一冠以“大智武汉、信息通衢”为目标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有其声而无实,以致2019年年底黯然退场,无力支撑抗疫之战。正是突发事件城市的智慧系统不完备,条块分割、利益纠结,数据共享难、接口难,以及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信息不透明,加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祟,“碎片化管理”,于是疫情一旦突发,就必然少了战时的临危不乱,多了漏洞百出。

四、以防疫为契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首先,要充分认识智慧城市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智慧城市是以智慧技术、智慧网络、智慧管理等为基础的城市公共治理、惠及民生、服务基层进入高阶段、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放眼长远,要以抗疫防疫为契机,加快补齐智慧城市短板,重新审视智慧城市在城市治理、公共体系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明确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完善应急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大作用。

其次,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的公共服务标准及投入。以纳入新旧动能转换与公共基础建设项目,增加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投入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份额。以智能化推动城市决策的科学化、建设的精细化,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提升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以智慧城市完善城市布局,积极推行智慧城市管理模式,促进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规范化。

第三,通过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政务,应急指挥调度等系统建设,推行数字化、智能化城市管理模式,加快智慧城市管理与应急联动、社区服务系统的协调统一,实现城市管理、社会综合治理、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决策、高效处理、精细服务的协调综合能力。

第四,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加速智能工业发展,改造传统产业,带动新兴科技产业发展,从而拉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智慧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管理高效、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便捷、产业转型升级。

第五,积极探索智慧科研、智慧文化、智慧旅游等领域的发展与规划,完善互联网+、智慧云和惠民服务体系,推动智慧城市“全网络链接、全社会需求、全产业参与”的系统一体发展,完善科技经济与社会的生态体系,建设智慧城市圈先行区。不断增强城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吸引力、创造力与竞争力。

本文作者:

隋映辉: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科技大学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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